《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摘自本书序
关于家国关系的观点在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中对家与国的探讨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的家国关系。亚里士多德对家国关系【“国”在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指古希腊城邦（city-state）】的探讨集中于他的政治观中，而他的政治观源于其宇宙观和伦理观[1]。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植根于可见的宇宙。他认为可见的万物都是复合体，具有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形”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物”[1]48。万物不断变化。变有四因，出自它的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变又是个“潜质到实现”的过程。因此，观万物之变可知其“形”，知万物之“形”可测其变[1]54。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聚焦于幸福。其中，幸福来自“生活得美好”，而德行是“生活得美好”的核心。伦理德行的原则是中庸，即在过与不及之间执中[1]58。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与他的宇宙观和伦理观相互呼应。从宇宙观出发，可以从“潜质到实现”的角度演绎亚里士多德的家国关系：城邦是“形”与“物”的复合体；城邦政制有其“因果链条”。从伦理观出发，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他主张混合政制去包容民主、寡头和英杰统治。综上，亚里士多德对家国关系讨论的基础是他的宇宙观和伦理观。亚里士多德的家国关系思想倾向于“家国异构”【相对于“家国同构”，后者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同性，即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延伸。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这个观点主要来自他的著作《政治学》（Politics）[2]。本书开篇，亚里士多德质疑柏拉图在《政治家篇》（Statesman）中倾向于“家国同构”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家与国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家庭（household）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团体。为了满足更大的生活需求，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形成了村落，而若干村落合并成为城邦[2]21252a24-1252b30。因此，每个城邦其实都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由主—奴（master and slave）、夫—妻和父—子关系所组成[2]1253b4-6。家庭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life）。家长对家庭的管理是权威式、等级式的。家长只有成年男性可以担任，因为成年男性具备完全的理性，而女性和小孩只有部分理性，奴隶则没有理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自然地想生活在一起[2]1253a2-3；城邦则是政治性的（political）[2]1252a7和追求至善的（aiming at the highest of goods）[2]1252a5-6。城邦的功能是使得整体人民生活得高贵，即更理性、更像人、更美好[1]59-61。政治家（statesman）对城邦的统治与家长、村长以及国王不同，政治家按照城邦政制进行治理，城邦权力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公民都有权被选为政治家，轮流执政[2]1252a12-17。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虽然家在逻辑上先于国，但在本质国优于家。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在个人和家庭之后，但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而就本性来说，整体必然先于部分[2]1253a19-20。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奥古斯丁、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让雅克·卢梭、亨利·摩尔根、恩格斯等不同年代的西方学者不断推进家国关系的研究，最终，基于血缘亲属关系的家与基于政治关系的国之间形成了清晰的边界。[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2] ARISTOTLE. Politics[M]. REEVE C D C, Tran. Penguin Books, 1998.
本章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同样聚焦于“形”和“物”，但相较柏拉图“形物独立”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构建“形物一体”的思想的？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形”和“物”是相互独立的，即人通过官能只能感知“物”（仿真），而只有通过“理性”（独立于人的思想）才能认识“形”（真）[1]。也就是说，人感知到的官能世界，并非“真”的存在，官能世界（仿真）和理性世界（真）相互独立。由此产生的逻辑问题是，“仿真”与“真”如果完全相互独立，如何能“模仿”呢？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解决这个逻辑的矛盾上形成了突破性的进展。他通过“四因论”解释了永在变化的官能世界与永不变化的理性世界之间的关系（表1）。他认为官能世界的存在体或“变”，不是没有目的、随机进行的。相反，每一个存在体都有其基本属性（即本质范畴）和偶有属性（如数量、质量等范畴），其中，本质（形式因）提供了变的方向，并在“因果同类”（causational synonymy）的机制（动力因）下推动这种变，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促进“缺形”走向“成形”（目的因）。书中用工匠造房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贴切比喻：建筑材料是造房基础（质料因），建筑设计提供建筑材料使用的方向（形式因），通过建筑施工实现建筑设计（动力因），造房的目的和意义是提供居住功能（目的因）[1]50。
第二，亚里士多德将理性世界和官能世界建立起关联的思想，如何启发了城市和城市规划？笔者结合书中“缺形”到“成形”理念和逻辑，梳理出城市和城市规划对其的演绎（表1）。人聚居形成城市的现象，与美好生活以及规划美好生活空间的目标之间，通过形式因和动力因进行了关联。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人聚居的本质和聚居空间的本质，以及如何推动目标实现的动力机制。
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1）人在通过聚居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同一块土地，给不同个体或群体带来的利益不同，那么必然产生聚居前提下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如何平衡其间的利益才能实现美好生活和规划美好人居的目标呢？（2）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看，幸福是“生活得美好”，即按“人的功能去生活”或以人为本[1]54。那么，如何定义“以人为本”才是完美演绎“按照人的功能去生活”呢？如何定义“以人为本”规划，才称得上是“以体现人按照其功能生活为目标”的规划呢？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阿奎那的“普世价值”》中展开讨论。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28.第一章 柏拉图的“恒”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
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
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
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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